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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車史||劉經傳:一汽解放鮮為人知的產品規劃
中國汽車報網 ·  葛幫寧 ·  2019-07-23

   

  劉經傳,曾任解放聯營公司總工程師,一汽總設計師,一汽集團常務董事。

  1930年劉經傳出生在江蘇儀征,在戰爭年代度過顛沛流離的童年生活。1948年不顧家人勸阻,考取清華大學電機系,后轉念機械系。

  1951年劉經傳到汽車工業籌備組實習,1952年畢業后分到汽車工業籌備組,1953年作為一汽“第零批實習生”被派到蘇聯斯大林汽車廠實習。

  1954年劉經傳回國,被分到一汽設計處。他從一名技術員干起,歷任設計科副科長、科長,設計處副處長、處長,一汽副總工程師,一汽總設計師,一汽汽研所所長,解放聯營公司總工程師和一汽集團常務董事。

  在一汽三年建廠出車階段,他在消化吸收蘇聯設計文件資料、配合零部件生產調試、外協件選點和試驗鑒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。擔任越野車主管設計師時,對越野車改進并大批量裝備部隊立下汗馬功勞。

  此外,他還在解放換型開發、解放變型車開發、延長老解放牌壽命以及制定解放汽車系列產品型譜方面做出努力。

  2018年5月26日上午、5月27日上午、5月27日下午,劉經傳在其長春寓所接受訪談。

  堅持上清華大學

  1930年我出生在江蘇儀征(現在的揚州)。父親在南京中央大學念商科系,畢業后到上海謀生。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蘭格木行,后轉到永泰和煙草公司,在那里做秘書兼英語翻譯。

  我是家里獨養子,有兩個姐姐一個妹妹。從5歲開始,就隨姐姐在家對面的時華小學念書。父親讓我考工部局小學,工部局是管理英租界的機構。這所小學在上海很有名氣,學校建筑很漂亮,設施現代化,教學質量也不錯,冬天還提供暖氣。

  因為上過一年學,考起來就很順利??碱}很簡單,在三種顏色中分辨出藍色、紅色和白色。工部局小學從四年級開始教英語,父親英語非常好,能直接跟外國人交流,他對我影響較大。

  1937年8月13日,日軍進攻上海,“八一三”事件爆發。日軍強占虹口公共租界,英國人退守到英租界。父親很有愛國思想,他說,不能在日本人統治之下。因此舉家撤到租界,住在法租界,跟英租界隔著一條馬路。

  我們住在古拔路上的古拔新村,這里有四條弄堂,我們住二弄。工部局小學有好幾個校區,我就從在虹口校區轉到西摩路(現在的陜西北路)校區。父親堅持步行上班,每天早上先送我到校,再去上班。

  西摩路校舍相對簡陋,仍是英國人管,功課教得不錯。到我考中學時,省立上海中學已被日本人占領,校長吳瑞年就把老師組織起來,在法租界辦了所中學,名叫滬新中學,用的是上海中學原班人馬。

  我兩個姐姐都在上海中學念書。父親是英國派,或許希望將來我到英國留學,就讓我考雷士德工業學校,這是所英國人辦的學校。學校里各種制度都沿襲英國,英國人喜歡用棍子鞭笞作為懲罰,學校里放著一排大小棍子。

  進去后就學英語,老師用英語講課。半年后,太平洋戰爭爆發,不管是法租界,還是英租界,都被日本人侵占。父親所在公司,也被日本人作為敵產沒收。

  上學時我每天都要到虹口,經過外白渡橋,日本統治很厲害。坐有軌電車過外白渡橋時,橋中間設有日本崗哨,必須等他放行才能通行。

  日本接收后,雷士德工業學校更名為大東亞工業學校,英語課程全改為日語課程。英國老師和英籍華人成為戰爭對象,學校教學質量下降,老師都逃生去了。

  父親認為,這樣下去,孩子一生就可能毀了。他讓我念完一年級,利用暑假時間考租界里的學校,租界里有滬新中學。初一功課我幾乎沒念,姐姐就拼命給我補課,結果還真考上了。

  從初二開始,我就到滬新中學念書。家里生活已大不如前,不得不變賣一些家產,比如留聲機、衣服等被當到當鋪,以此維持生活。直到日本人投降后,永泰和煙草公司恢復營業,父親復職,生活條件才有所改善。

  初中畢業時,省立上海中學已復課,校址在吳家巷,用的是滬新中學原套人馬,我們自然升入高中部。學校條件非常好,宿舍還沒完全恢復,蓋了些木頭平房,上面是鐵皮。結果有次房子著火,木頭從頭燒到尾,把我們給嚇壞了。

  1948年參加高考,我填報了三所大學:清華大學、上海交通大學和武漢大學,這三所大學都錄取了我。父母不希望我去清華大學,因為解放前夕,社會動蕩不安,當時京滬鐵路已中斷,他們認為離家后,將來聯系會有問題。

  但我向往清華大學,向往北方,覺得清華大學空氣自由。

  兩個姐姐中,一個在保險公司工作,是地下黨。另一個結婚后,跟著家人去了臺灣。妹妹還在上海上學。父母雖然舍不得,但我堅持要去清華大學,他們也沒辦法。

  大姐送我到黃浦江坐輪船,當時從上海到北京的交通只有海運。國民黨用驅逐艦改造了三條船:錫麟號(原名大統)、秋瑾號(原名大經)、元培號(原名大純)。

  第一天遇到大風,船不能啟航。第二天又去,登船后,船經過黃海、渤海,進入天津大沽港,然后進入海河。我上岸坐火車到北京。

  我考的是清華大學電機系。一段時間后,感覺電機系功課很重,得肺病的同學較多。就想轉系,便申請轉到機械系。

  戰亂學生生涯

  清華大學確實比較自由,有民主墻,也有社團活動。社團很活躍,基本都由地下黨組織。起初,我還能和家里保持通信,到了1948年11月,國民黨強行進入清華大學,架起三尊炮,其中一尊以我們宿舍為掩體,交通和通信完全中斷。

  解放軍包圍北京城后,雙方進行談判。我們住在清華大學善齋,能聽到外面的槍聲。炮兵撤掉后,以機械系教授錢偉長為首組織護校隊,其實是地下黨彭佩云在組織活動,但當時我們都不知道。

  護校隊夜里輪流巡視,圍著清華園繞一圈。上海幾個同學在交通中斷前都回去了,我不想回去,就留在清華大學。當時思想很簡單,也沒見過世面,就想見識見識。

  護校時我們在機械系一樓打地鋪住。晚上起來巡邏,天氣很冷,包括錢偉長在內的教授,輪到哪家接待我們,就煮一鍋粥給我們喝,再吃些點心。

  到錢偉長家里時,他是個火箭專家,就跟我們講火箭。他講得很起勁,那時候火箭還叫rocket,他就講rocket怎么怎么樣。錢偉長還教我們材料力學,我成績非常好,他們都說我是錢偉長的得意門生。

  北平解放前,雙方交戰,打得很激烈,我們也不太害怕。后來槍聲漸漸小了,清華大學解放,國民黨退守城內。

  我比較好奇,翻到墻外去看戰場。解放軍接管清華大學后,他們不進校。護校結束后,我們就在校園里自由自在地活動。

  解放后我們回到善齋住。老師走了不少,課也停了。去墻外的同學從戰場上撿回好多槍支彈藥,還有一箱一箱的迫擊炮彈。按規定,解放軍要回收這些武器。他們回收后,堆放在大操場上燒掉。

  校委會組織宣傳解放軍進城,包括三大紀律八項注意。一段時間后,有個解放軍團長帶著警衛員,騎馬來到清華園,同學們都很好奇,想看看解放軍長什么樣。

  團長戴著東北大皮帽子發表演講,講國內形勢,也講共產黨的方針政策。我當時也不太明白,只覺得解放軍很親近,給我們留下很好的印象。

  有一天,我們得到消息,中央領導要來清華大學,就聚集在操場上席地而坐。領導來得可真不少,包括葉劍英、彭真、艾思奇等。艾思奇給我們講辯證唯物主義,講社會發展史。陳毅也來過,他在大操場上給我們講全國形勢。

  那個時候吃什么?先把美國面粉倉庫打開,食堂用來做飯,做主食。美國面粉吃完后,還吃過高粱米。雖然我跟家里失去聯系,但離家時父母讓我帶了個金戒指,我拿金戒指兌換了些錢。

  學校地下黨組織學生進城宣傳,給老百姓講黨的政策,每個人手里都拿一面旗幟。我也跟著進城,隨解放軍的裝甲車和坦克游行,經過前門進行檢閱。當時葉劍英是軍管會主任,他站在城樓上。解放軍隊伍非常威武,一些同學和老百姓就爬到坦克上寫字。

  清華大學的老師都非常有名,除錢偉長外,還有材料課老師王遵明,他夾雜著英文,講得既生動,又深入淺出,讓人印象非常深刻。

  教授們都很活躍。我記得有個夏天的夜晚,哲學家馮友蘭把同學們聚集到操場上,講蟾宮折桂的故事,他實際是在講哲學。還有機械系教授宋鏡瀛、物理學家錢三強都來講課。錢三強講原子能,華羅庚講統籌法等,讓我們受益匪淺。

  大概是1950年暑假,周恩來總理到清華大學做演講。學校沒多少人,也不知道周總理要來。他帶著一個警衛員,沒有前呼后擁,汽車停在大禮堂前。他在大禮堂演講,我們在外面可以通過嗽叭聽。

  恢復秩序后,彭佩云代表清華大學校委會講話,宣布學校復課,但宣傳活動還是很多,我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。1951年抗美援朝,同學們紛紛報名。

  在農村做宣傳時,我被查出得了肝炎。大夫說沒有好辦法,只有老清華留下來的一些藥粉,可以溶解成針劑,但都過期了,打不打?

  我同意打。當時營養品很少,天天吃白薯和紅山芋,不能吃油,所以食堂不敢進,就到飯店要一碗沒有油的雞蛋面條,慢慢養好身體。

  我跟家里也恢復了聯系。上海還沒解放時,大姐去了蘇北解放區,她給我寫過信,之后我們恢復通信。我把大姐寄來的信,封在我的信里寄回家。后來才知道,這樣寄信很危險,大姐原來在上海,正為將來接管上海做準備,解放前上海對共產黨防范嚴密。

  1952年父親因車禍去世,有一天他著急過馬路,被公共汽車撞倒。后來有很多人問父親情況,其實我知道得并不多。

  到天津汽車制配廠實習

  1951年我念大三,開始上像內燃機這樣的專業課。我成績一直比較好,還給別人輔導功課。有個地下黨,他被派到解放區,回來后課程跟不上,我就輔導他。

  這年夏天,我們開始專業精工實習,在機械系工廠里學車床操作。當時教學已出現一些變化,還沒學專業知識時,就要上機床實踐,磨床什么都自己操作。這種教學辦法讓人印象深刻。

  這就要講到汽車。毛主席跟斯大林簽訂148項援助協議,其中要建一個汽車廠。1950年,在重工業部下設汽車工業籌備組(簡稱籌備組),當時重工業部代部長是何長工,籌備組主任是郭力,副主任是孟少農。

  孟少農大家都很熟悉,他是汽車技術權威。他認為,汽車工業相當復雜,需要大量人才,所以籌備組的第一件事就是培養人才。

  籌備組下設汽車試驗室。汽車試驗室在南池子76號,有個兩層半樓的辦公室。試驗室主任是吳敬業,還有楊南生、支德瑜等老專家。

  籌備組當時就提出,要從清華大學、上海交通大學、北洋大學、山東工學院和東北工學院等學校招人,1950年和1951年的畢業生來了一批,如沈永言來自浙江大學,王汝湜來自上海交通大學。

  1951年7月,籌備組到上面這些大學里去動員大三學生,表示學校實行教育改革,可以先到籌備組實習一年,下工廠鍛煉,再回來念大四。

  我們被作為未來汽車工程技術人員培養,為將來建一汽做準備。我所在班級有80多人,其中2/3的同學被抽調到籌備組。接著籌備組把我們分別派到上海、天津、北京等較大的工廠里實習。

  我被派到天津汽車制配廠(天津拖拉機廠前身)實習,這個廠有800人。當時李剛就在車工部當主任,廠長是個解放軍團長,大家都叫他李麻子。

  我在這里實習了3個月,各個工種都學,鑄造、鉗工、車床、機床等。這時我就認識了李剛,知道他也是清華大學畢業。實習到車工組時,他教我們車床,還有工具、刀具,讓我加工一個雙拐小曲軸,老師傅帶著我做。加工到最后,曲軸中間一下就斷了,這是實訓。

  這時天津制配廠獨立做出一款小發動機,鑄造缸體、曲軸、連桿,這些它都能做,唯獨不能做分電盤。這個廠知道中國將來要造汽車,而且要建一個大汽車廠。他們認為,能做發動機就能造汽車,因此要造中國第一輛汽車。

  汽車怎么造?先設計圖紙,讓鈑金工按照圖樣,敲出一個車殼子。設計圖樣的是呂彥斌,他后來去了一汽。他們拿來美制吉普車,底盤原封未動,配上自己做的四缸發動機,做出兩輛樣車。一輛是鈑金工敲的,一輛相當于小旅行車。這兩輛車引起了轟動。他們裝出3輛車,到北京獻禮,受到朱德總司令接見,報紙上做了宣傳。

  這輛車我也做了貢獻。齒輪本來應該用機器加工,但當時機器質量不好,只好用手工做。做出來的齒輪齒子肥大,我們就把它銼瘦些,一個一個銼,直到檢查通過。

  要生產汽車,就得做底盤。底盤就涉及到螺旋傘齒輪。這機器哪里有?籌備組有兩臺螺旋傘齒輪,還有一臺直齒輪插齒機。這三臺機器是南池子試驗室的寶貝,掌管它的是楊南生、李龍天和張學孟,還有個姓蔡的師傅。

  天津汽車制造配廠希望調這些機器,他們怎么溝通的我不清楚。天津打算做中吉普車,第一步先畫圖,然后找樣車,拆散后,一個一個零件編好號,整齊地擺放在架子上。我學過制圖,同其他人一起做測繪。

  我們不知道做什么格式。圖紙有尺寸,就拿卡尺測量,尺寸有公差,公差怎么算?后來告訴我們,只要把圖紙尺寸測出來,公差讓天津制配廠設計室一個姓胡的工程師定。不知道是什么材料,就讓做材料化驗的人來定。

  我們就照貓畫虎。3個月后,圖紙畫出來,實習期結束。之后我又到上海閔行的通用機械廠實習3個月,實習焊接和加工等。

  “你們別走了,都留下”

  實習后回來,我被安排到南池子試驗室。南池子試驗室隸屬于籌備組,聚集著全國有名的機械業專家。實習生分別來自南開大學、上海交通大學以及山東工學院、河北工學院、沈陽工學院等,加起來有近百人。

  汽車試驗室有設計室、加工車間、精工、材料等科室。試驗室主任是吳敬業,他熱情地接待我們,并勉勵我們說,別看我們現在人少,也沒有太多裝備,你們在這里好好學習,將來汽車工業就要靠你們這批人了。

  我被分設計室,負責人是張世英。王汝湜、張曰騫、周億儉、趙正理等都在設計室。干什么?為天津汽車制配廠制圖,也就是測繪蘇聯嘎斯69。這次測繪比較正規,一個一個零件測繪。分工時把我分到底盤后橋,包括設計后橋傘齒輪,也就是格力森這一套機器。

  這時蔡傳平要求加入設計組,蔡1951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。他認為螺旋傘齒輪是高級技術活,他很有興趣。張士英就讓他代替我的位置。

  我被調去測繪嘎斯69的車架大梁。大梁怎么測?自己想辦法。我就在試驗室找到一塊水磨石地,把它作為平板,拿線一點一點地吊。大梁是三維,彎彎曲曲的形狀,我就根據尺寸畫出大梁。

  實習的最后一個項目是汽車解體。1951年夏天,我們100多位大學生被集中到位于東四北大街的北京中法大學(1950年其本部及數理化等院系并入北京工業學院,1988年更名為北京理工大學)大操場上,籌備組提供了兩輛車,一輛吉斯150,一輛美國中吉普。

  籌備組安排比我們高兩屆的學長,以及開這兩輛車的老師傅作為導師,讓我們對汽車進行解體,有不懂的地方就向他們請教。

  拆變速箱里的同步器時,我還問這零件干什么用?沈同文(后來到二汽)說,你自己琢磨,琢磨完了再解答。當時的教學方法就這樣,他不告訴你,讓你自己琢磨。我還真琢磨出來了,同步器是起同步的作用。沈同文說,對了。

  我們把汽車拆完,又再組裝起來,大概用了一個月時間。老師傅幫著調整,一啟動,汽車還能開。拆散、組裝、啟動、開走,這堂課太有意義,比學校里學汽車構造要深刻得多。

  最后老師傅還教我們開中吉普車。共學了4小時,半小時一次,共8次。學的地方在老天安門廣場,正對著紫禁城的地方,當時只有大紅墻,人民大會堂還沒建。我們就從一點都不會,從來沒開過車,到能鉆桿,能開車。這同樣也是實踐教學法。

  一年實習完后,我們等著回校繼續念大四。但籌備組的一位領導說,你們別走了,都留下。我們聽得莫名其妙。他接著講,你們不回學校了,就留在籌備組。當時也沒覺得太震驚,一切聽從組織安排。

  后來,學校為我們頒發了畢業證書。同學們被分到全國各地,如洛陽軸承廠、洛陽拖拉機廠,還有到機車廠的?;I備組留下了七八十人,接著再分配,我和另外7人被分到教育處。

  我們住在崇文門的一個四合院里,開會和吃飯都在扁擔廠,交通工具是一輛中吉普。速成班的講義,人手一份。干什么?上面安排我們先學俄語。沒有學校,也沒有老師,教材是清華大學俄文速成課本。

  教材沒有講發音。當時俄文老師非常緊張,工業籌備組有個老工程師,名叫江朝西,他說他懂八國語言,可以教我們俄語。其實他對俄語不太懂,做了本俄文字典,把俄語分成前綴、中間、后綴,以及主體。他發音蹩腳透頂,文法也不通。

  我們很失望?;I備組有俄語翻譯,還有蘇聯專家,我們就跟籌備組教育處反映情況,停止讓江朝西授課。沒人教怎么辦?那就自己學,我們就稀里糊涂地背俄文單詞,發音亂七八糟的。

  1951年籌備組主任郭力宣布中央文件,要在長春建652廠。大家第一次知道建廠地點,都非常興奮。當年底,我們8人有調整,組長換成陳善述。這時告知我們,學俄語是為去蘇聯,而且我們將來都要分到652廠。

  年末開始置裝,每人一套西裝,一套中山裝,外面有羊皮呢子大衣,一個貂皮帽子,一個普通帽子,還有手套。給我們置裝的都是上海師傅。

  翻譯蘇聯圖紙

  1952年2月,我們被派到蘇聯實習,一年后回到一汽,受到饒斌廠長的接待。他熱情地跟我們介紹一汽情況,讓我們把從蘇聯學到的知識傳授給大家。在一汽的資料里,我們被稱為最早的實習生,后來有文章說我們是“第零批實習生”。

  我被分到設計處,底下有設計科。處長是兩個老干部,鄒就正和胡求真,還有個代培的處長鄭以純。鄒后來被調到汽車局,鄭是老二汽派來實習的。老二汽不是現在的二汽,當時老二汽還沒定地方。

  設計處共有百人左右,下有設計科、試驗室、試制車間、文件科、行政科等。設計科和試驗室的骨干大多是從南池子試驗室調過來的,比如葉智、王汝湜、沈同文、蔡傳平等,還有從天津調來的呂彥斌、胡同勛等,我都熟悉。

  這時一汽已破土動工。我們剛到時,沒有宿舍,沒有辦公室。設計處在西安大路的黃樓里,我們住在綠園,當年日本人留下來的一些磚瓦平房。沒有地板,土地潮濕,箱子放在地上會發霉。夏天還好,冬天得燒火墻,用水得打水井。

  我的工作內容,一方面給大家講課。他們來自五湖四海,對設計處的工作并不太懂,我就給他們講蘇聯設計處的組織結構、組織分工、工作程序以及管理工作等。我先在設計處科室講,然后到一汽其他處室講。再后來,也到外面其他單位和學校講。他們對蘇聯的了解大都來自書本,聽著都很新鮮。

  另一方面翻譯帶回來的文件。設計處里30多個設計師全部投入到圖紙翻譯中,其實在此之前,蘇聯就提供了1952年版圖紙讓我們練兵。

  翻譯這些新藍圖時,出現大量問題。這看不懂的,那看不懂的,我就給解釋。蘇聯圖紙上有錯誤,我就按照蘇聯的程序,給他們發信,由他們更正。

  這期間,我建立了設計處流程管理。

  在蘇聯實習時,我們都攢了些錢,準備買些東西回去。我經常到紅場附近的書店買書,主要是產品設計、產品試驗方面書籍。結果到一汽時,我帶回來都是書。我們就在設計處成立一個圖書館,朱德照把這些書全部編號,誰要借誰就登記。這些書大家都很喜歡,針對專業看內容。

  翻譯圖紙要抓緊時間,大家都工作得很晚。晚上累了,有時就在單位打地鋪,或者把辦公室桌子拼起來睡覺。那時綠園離得遠,很荒涼,路上沒有燈,晚上不敢一個人走。遠處有野狼,有時能聽到狼嚎。

  生活雖然艱苦,但我們都專注工作,也一點都不在乎。1953年末,設計處從西安大路搬到老皇宮,有個小四方帶天井的地方,就是我們的辦公室。蘇聯專家專門有間辦公室,后來知道是溥儀登基的地方。

  產品設計圖紙非常神秘,被稱為絕密文件,在孟家屯時有保衛部專門站崗守衛。到老皇宮后,這里很偏僻,北面基本沒什么人。為保衛圖紙,夜里我們都出來巡邏,每兩個鐘頭換一次人。睡覺前分配房間,我們抽簽,我抽到的是婉容寢室里的小套間,大約有五六平方米。

  1955年蘇聯專家到一汽援建。設計處來了一位專家,叫費思達(音譯),他是吉斯150的總設計師。在蘇聯實習時,我就跟費思達認識,也在他那里實習過。

  一汽對蘇聯專家非常尊重,派專人負責每個專家的工作。我被指定為費思達的工作人員,相當于他的助手。別人要找他,得由我安排,向他請教的問題,我得做好記錄。這些記錄還要復印上報,作為正式文件存檔。

  破壞性試驗

  解放開始做生產準備。首先是調試零件,每調試出來一個,檢查合格后再由蘇聯設計專家和工藝專家鑒定認可,每個零件都這么做。費思達在中國兩年,我在他身邊繼續學習兩年。

  設計處要配合生產準備,對準備工作中出現的問題,如設計圖紙上的問題要盡快解決。我記得調試的最早成品,是輪胎打氣時中間那個氣門芯,由金屬品車間生產。零件調試出來后,我陪著蘇聯專家鑒定,檢驗合格后才能生產。后來就陸陸續續地,哪個車間建起來,就立刻調試生產。

  解放牌自制率很高,當時中國技術較落后,有部分外協產品,大概占比30%。外協產品要在中國本土購買,具體選什么配套企業,要實地考察,這個工作量很大。兩位蘇聯專家:一位費思塔,設計專家;一位卡其科夫(音譯),工藝專家,他們也經常到全國考察外協件廠。

  對外協產品規定很嚴,要符合技術條件,還要做試驗,很多工廠都達不到。比如山東淄博電機廠,它做汽車電機,起初做得很差,蘇聯專家就指導他們怎么做。比如火花塞,當時火花塞非常粗陋,用土辦法做出來,根本不能用。

  還有剎車摩擦片。當時做得最好的是南京一家企業,用石棉裹著銅絲,然后用樹脂壓成片。而我們規定汽車上要用壓制成型的石棉加樹脂。蘇聯專家很仔細,雖然對專業廠不了解,但對技術熟悉,也知道配方,就讓他們按要求做。

  配件廠也很努力,說要為中國造汽車,那也是全力以赴支持,按照圖紙要求和蘇聯專家提示做,后來就出來一批正規配套廠。

  最早成功的是開關電器,零件不多。設計處有電器試驗室,我老伴是電器試驗室主任,她從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。電器試驗室的設備,都是組織設計里規定好的。試驗設備有的從國外買,有的自己做。零件調試出來后,交給試驗室鑒定。電器開關要撥幾十萬次,試驗室沒有這套設備。怎么辦?他們就組織人,不分日夜用手撥,旁邊帶個計數器。就這樣來調試產品。

  解放投產時自制零件和國內配套件數量很少。1956年第一輛解放牌大部分是蘇聯零件,從蘇聯運過來,然后生產調試,在總裝線上裝配。只有很小一部分國產零件,但要說具體用了多少蘇聯零件,用了多少國產零件,還真講不出來。

  在調試生產過程中,住宅宿舍陸續建成,如300區、301區,這是一汽最早的標準宿舍。蘇聯專家住哪里?給他們建了74棟,也叫一汽招待所。74棟很有名,像個小宮殿。

  我們在老皇宮待了半年,就搬到位于東風大街的53棟,上面有個小角樓,作為設計處辦公室。住在昆侖路上的96棟。搬過來后生活條件就好了,有暖氣,也有熱水。

  一汽電站在開工時就已建成,建廠時曾用火車頭蒸汽來保冬季施工水泥保暖。電站建成標志是4根大煙囪和1座冷卻塔,在中央大道盡頭。

  剛搬回來時,工地還沒完全建成,廠房也沒建完。我們就到工地干活。蘇聯有個義務星期六,我們跟著蘇聯學,積極參加勞動。

  共青團花園怎么建成的?大家義務勞動。土方工作量很大,大家排成一行,傳遞土籃子運土。還有汽車工人俱樂部,在一汽5號門那里,是用細菌工廠的磚頭砌起來的,當時是一汽唯一能集會看電影的地方。對汽車工人俱樂部,我們很有感情。這都是建廠時一汽人的精神面貌。

  1956年7月13日,第一輛解放牌下線。開工投產后,我們的工作也一直在繼續:調試零件、圖紙解釋、選擇配套產品。

  汽車裝出后要做常規的性能道路試驗,測試汽車性能是否達標。當時沒有試驗條件,做試驗要有試驗道、車道、跑道,也要有直線路段。直線路段約1公里,全加起來至少3公里長。我們就在長春市南湖那邊找到一條路,做試驗時,兩頭站著警察,不讓其他汽車經過。常規試驗做了很多,均達標了。

  不知道誰建議,要做一次破壞性試驗,看汽車能不能抗震?總廠采納了意見。

  破壞性試驗不是常規試驗,就選了廢棄的坑坑洼洼的一段西四環路。試車司機頭戴坦克帽,以盡可能快的速度行駛,汽車顛簸十分厲害。做完檢查后,看什么地方破,什么地方裂,做好記錄,作為汽車改進的依據。蘇聯專家也參加了。

  “我一直佩服孟少農”

  解放牌剛投產,孟少農就提出來建議。解放牌原型吉斯150比美國汽車落后,駕駛室鼻子太長,車頭長度幾乎快占一半,不成比例,載貨不合理。應當把駕駛室縮短,把載貨面積加大。這是一方面。

  另一方面,緊接著應該做解放牌改裝車或者變型車。比如用解放牌底盤,做公共汽車和客車。最重要的是,解放牌出來后,要立即做牽引車和翻斗車。當時牽引車可載貨20多噸,中國要搞建設,需要大量翻斗車。

  1956年孟少農(一汽副總工程師)找設計處商量,他說,解放牌要做改裝,要為翻斗車和牽引車做準備。當時改裝車在社會并不多見,且解放投產還不到一年,還需要改進。更多人想的是好好干,把產量提高。解放年產能目標3萬輛,蘇聯這類車年產量可達6萬輛,最高紀錄是7萬輛。

  所以我一直佩服孟少農,他真是學術泰斗。設計處領導已換過好幾茬,起初是吳敬業,后來是史汝楫,富俠原來是設計處底盤科科長,再加上劉炳南和陳全,主要是他們4個人討論。

  在孟少農領導下,設計處提出產品規劃。其實就是一張A4紙,紙上有張表,列著幾項任務:一是解放,要做變型車,包括牽引車和翻斗車,還要做公共汽車。同時提出,解放牌要換型。

  規劃提出要做解放牌改進,消除三大缺陷。通過做試驗,造出符合中國國情的解放牌。這是當時的說法。

  規劃里最后兩項,其中一項是做中級轎車,相當于后來的東風轎車,1961年推出。另一項是從1962年開始做高級轎車。

  這個規劃了不起,別看就只是一張紙,但是你想想,一汽后來就是走這樣一條路。一汽的產品改造,產品改進其實就是這些內容。

  解放牌有三大缺陷:水箱開鍋,駕駛室悶熱,轉向沉重。這三大缺陷一汽很早就知道,開工前就確定要改進,蘇聯專家過來后一直在做改進試驗。

  水箱開鍋試驗怎么做?發動機試驗室完全隔熱,再把室溫提高,進行試驗改進方案。試驗開鍋時都是滿負荷,滿負荷時發熱多,發動機前擺個水箱,模擬汽車里面的情形。

  轉向沉重就改軸承,第一批車就改過。原來是片狀,沒有試驗工具,就用人工,在南湖公園外一塊平曠地上,把汽車開過去做試驗,那可是真累。

  駕駛室悶熱做改進時,以道路試驗室的老師傅為首,把汽車開到南京去做,兩邊窗戶都關著做試驗。

  解放牌改進投產后還在做。翻斗車和牽引車都是蘇聯圖紙,翻譯完后,隨圖紙一起,底盤都送到改裝車廠,讓他們按照蘇聯圖紙生產。公共汽車也落實了。

  針對解放牌駕駛室能不能改短的問題,蘇聯專家說過一句話,解放牌駕駛室一毫米都不能縮短。為什么?解放牌車身靠主模型,這個主模型是模子基礎,模具制造都靠它,動一毫米,主模型就要動,裝配也得跟著動。所以從技術層面,蘇聯專家的說法是正確的。

  孟少農就跟蘇聯專家商量,解放牌要做改進型,駕駛室縮短,車廂加長,但這樣一來,駕駛室就得重新做主模型,就需要一個全新駕駛室。蘇聯專家表示同意。

  這時生產調試已處于收尾階段,設計處配合做生產線改動,工作量逐漸減少。絕大部分設計師都投入到新解放牌設計中。所以解放牌改進,從它一投產就已經動手準備。1957年蘇聯專家離開前,也還在對解放牌改進型做指導。

  解放準備換型一汽總廠也知道,但沒有變成一汽總廠規劃,只是設計處設計工作規劃。設計處做了油泥模型,準備根據油泥型用紅木做主模型。蘇聯除提供圖紙資料外,還把復制的一個主模型給我們,做解放牌車身。

  主模型專門存放在一個房間里。它對對環境有要求,氣溫和濕度都要在一定范圍內。修改也要按照規定程序。主模型用來做汽車沖模的依據,沖出來要跟主模型形狀相對。但是很可惜,這個主模型一天都沒用過,相當于白費。

  為什么沒用上?外人可能不完全知道。解放牌投產時,很多零件來自蘇聯。蘇聯在生產過程中有些變化,因為模具有磨損,做出來的零件裝配不能跟主模型保持同樣尺寸。裝不上去怎么辦?裝第一輛解放牌時就遇到這個問題。

  工人在裝配線上準備了一把錘子。經過訓練,工人們就有這個本事,固定的三錘子敲下去,就能把車門門框裝上。這事車身裝配廠都知道,我在現場也看過。

  汽車零件不符合原來的主模型,蘇聯主模型復制過來后,如果再按照這個主模型做,將來肯定裝不上,所以主模型不可用。沖壓件模具也是從蘇聯復制過來,生產出來后,跟蘇聯吉斯150一樣,裝不上門,就得靠三錘子。

  做轎車與解放改進

  產品規劃里提到轎車。高級轎車當時沒人敢想,中級轎車也不敢想。1957年一機部部長黃敬到一汽考察,召開座談會時,他就提出,一汽什么時候能做轎車?做轎車有什么困難?

  做轎車可不簡單。一汽提出三個條件:一是轎車什么樣,沒有實際體驗。當時轎車主要是蘇聯勝利牌,后來是嘎斯,還有美國牌轎車。大家對轎車知之甚少,需要有樣車,而我們一輛樣車都沒有。

  二是人,一汽這些技術員做卡車出身??ㄜ噭偼懂a,還有大量設計更改需求,以配合生產。設計處沒這么多人。

  三是工程大樓面積不夠。試制車間只有卡車改進能力,改進時需要做試制。設計處只有試制兩輛解放牌能力,要做轎車,試制面積不夠。

  黃敬部長當場對這些問題做了安排。他說,這三個條件,樣車我負責,你們看中哪款車,我負責調。至于人員和工作大樓問題,你們自己想辦法解決。

  關于人的問題,當時全國汽車方面的技術人才都集中在一汽。一汽決定,把吳敬業、劉炳南、史汝楫、富俠這4人調過來充實設計處。吳敬業為處長,劉秉南、史汝楫為副處長??傊浭顷惾?,他司機出身,很懂汽車。

  這時解放牌生產準備和調試已基本結束,這幫技術骨干可以抽調到設計處。比如車廂廠技術科長王敬儀,總裝車間技術科長莊群,大都為1953年畢業的大學生。同時,那些參加工作不到半年,但又熟悉加工工藝的大學生也被抽調出來。

  辦公樓問題好解決。我們在工程大樓小二樓上增建了三樓,想辦法在試制車間外搭建小棚子。

  黃敬部長回北京后,立刻調來福特ZEPHER、法國SIMCA、日本豐田、德國奔馳190,再加上法國送給周恩來總理的雷諾,以及送給朱德總司令的捷克斯柯達作為樣車。

  1956年下半年,這些樣車被調到設計處。一汽領導下令,轎車要按照“仿造為主、自主設計”的方針來做。在當時條件下,只能仿造,還不能自己設計。

  大家開始動手拆樣車,接著做選型。1958年做出東風,1958年做出紅旗。東風和紅旗是另外一個大題目,我都親身參加過,而且還做紅旗的創意者之一。這段故事很長,也很精彩,中間充滿驚險,也充滿曲折。

  接著講解放。解放牌改進型沒有主模型,就靠油泥模型做車身,做底盤設計總布置。根據油泥模用手工敲零件,做出汽車形狀。這就是解放CA11A。

  解放改進型設計完,試制車間開始加工零件。一汽原來就有一批鈑金工,為做東風轎車,又從市里調來一些敲車身外殼的鈑金工。CA11A開始緊鑼密鼓地試制。設計處從上到下,從設計、試驗到試制都很緊張。1958年初,CA11A試制成功。

  相較于CA10,CA11A做了較多改進。發動機、底盤、離合器這些沒動,底盤上的主要零部件有些改動,比如后橋改成單級后橋,懸掛和轉向都有改動。CA11A不叫換型,叫大型現代化,又稱為練兵,是為解放真正改型做練兵。

  1958年~1959年期間,一汽提出要做解放改型,就在CA11A基礎上做CA11B。CA11B設計已完成,車頭和底盤做了更多改進,發動機加大馬力,原來95匹馬力(約70千瓦)不符合時代要求。

  與CA11B同時并行的,不僅有東風和紅旗,還有其他汽車。陳祖濤隨饒斌到西德,買回兩輛農用車,名叫烏尼莫格,是德國人在農場田間作業用的汽車,可以代替一部分拖拉機。但它比拖拉機小,能用作收割機。

  當時毛主席號召要支持農業,因為農業是基礎。饒斌也說,一汽將來要為農業服務,因此去德國考察,挑選烏尼莫格做樣車。設計處進行測繪,繪圖試制樣車。

  所以,一汽很早就打下多品種發展的基礎。設計處認為,CA11B仍然屬于大型現代化,干脆把它改型。從1958年起,就醞釀要做真正的換型改造,這就是CA140。

  1959年CA11A做試驗,大家不是太滿意。緊接著東風、紅旗、萬能農用車都試制出來,并且做了試驗。設計處能做出這么多產品,相當不容易,都是加班加點連軸轉出來的。

  1959年我獲得一次出國機會,當時汽車局有兩張日內瓦車展參觀券,汽車局去一人,一汽指定我去參加??赐耆諆韧哕囌?,我接著到蘇聯看斯大林廠,也看它的外協件廠。蘇聯有4位專家正要到一汽來支援紅旗轎車,他們讓我講講一汽情況。

  回國后,我把在日內瓦車展上收集的卡車資料交給車身科,有些用到了解放牌改進型上。接著的困難時期我得了肝炎,因為有傳染,不能跟外界接觸,就待在家里。1961年恢復工作。

  1962年紅旗通過國家鑒定,開始做生產準備。設計處里做轎車的人,由史汝楫帶隊,到轎車車間。從那時起,轎車車間就分出去了。

  一汽決定停做烏尼莫格和東風。不知從哪里吹來的風,說烏尼莫格是德國產品,而且是富農經濟,當時已經試制出樣車,具備投產準備。這樣設計處的主要工作是解放改進。

  為征集解放改進型樣車,1960年代我出差到北京,北京展出美國萬國牌汽車,其中就有中卡。我看中了一輛萬國汽車,對解放改進有參照意義。

  但要這輛樣車卻費盡周折,不知道怎么做,還要到外交部去交涉。好不容易磨破嘴皮,征得外交部同意,獲得汽車局支持,最后才把萬國樣車運到一汽。

  我從1956年調到底盤設計科當副科長,后來又到回到設計處設計科當科長,開始主持工作。1962年安排我擔任軍用越野車主管設計師,開始著手解放越野車改進,這就是CA30A,后來一汽越野車分廠投產,CA30A成為大批量裝備部隊的主力車型。

  1964年搞四清,讓我參加四清。四清結束時,調我回設計處,從科長提為設計處副處長,主管產品。處長是莊群。這期間我主要領導解放換代產品開發工作,以及解放變型車工作。

  解放新產品做得也不少,60噸礦用自卸車390用來開發礦業。這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做礦車。礦車試制出來,也做過試驗。同時,解放還做過面包車CA630,做過吉普車CA240。

  CA140做了又否,否了又做。因為沒投資,生產也沒條件。這些工作就一輪一輪地做,反反復復地做,其實都是做虛功,解放也一直沒換型。二汽東風140投產,解放越來越落后。東風140原型車就是解放CA140,他們拿去后做了改進,在市場上賣得很火。

  必須要打開市場

  之后我被下放到車間勞動,1971年我回到設計處。當時軍代表當權,我不愿意回來,在下面勞動挺好,跟工人關系也不錯。陳全是副主任,在他勸說下,我回到設計處。

  有一天軍代表通知我:準備一下,有個出國任務。我非常奇怪,這時還要出國的?文革期間哪有出國的?我很驚訝。去哪里?英國。開始做出國準備。

  出國由劉守華帶隊,一機部組織,有孟少農、馮克,還有中國重汽的人,是一個比較大的訪問團。當時出國都要政治學習,代表團集中在汽車局學政治,學完還要討論,我就偷偷學英語。結果出國時,還真派上了用場。我們在英國收集好多卡車資料,也為解放換型做準備。

  后來聽到一位國家領導人說:“解放一直不換型……一汽也不爭氣?!币黄鋵嵧υ┩?。我們做過多少換型準備,但是沒辦法。我們還改過好多地方,設計處對改變通知書做過統計,大概有1000多項,只不過改進措施較小。比如從CA140改為CA15,發動機改成頂置氣門,發動機馬力加大,噸位從4噸改為5噸,還有發動機風扇等,但還是趕不上東風。

  1978年又組織過一次出國。之前日本派一個代表團到一汽參觀,參觀后,劉守華和李剛請他們評價一汽生產。他們不說好,也不說不好,就沒評價。后來說,你們到日本去看看。

  日本代表團回去后,一汽申請到日本考察。劉守華和李剛帶隊,我們各單位主要負責人約20人組成代表團,我是設計處代表。在去北京的火車上,劉守華對我說,現在汽車局批準你是一汽總設計師。

  因此到日本考察,我是以一汽總設計師身份去,同時也是設計處處長。我們在日本考察了半年,幾個大公司參觀下來,確實感覺差距很大。日本汽車質量已經不再是過去的日本貨、東洋貨。

  一汽剛投產時,曾在北京辦過一次汽車展覽會,日本三菱公司都來參展。說實在話,當時解放牌跟日本車相比,不是太落后。但這次去一看,日本汽車質量提高不少,跟我們不在一個檔次上,更顯得解放不可不換。

  考察半年我就找雙方差距。產品設計方面沒有找到答案,然后從技術方面找,收集了好多設計資料,包括試驗室資料。我記得去考察豐田公司時,他們不歡迎設計部門去參觀,對我們嚴格保密。通過做工作,最后才同意我們去。

  有一天,我突然開竅,認為設計差距的根本原因不是技術,而是國家體制和工廠機制。日本是市場經濟,我們還是計劃經濟特征,國家統收統支,你企業拿不到錢,利潤留存太少。這是第一。

  第二,當時都是統購統銷,國家計劃,國家收取。一汽不管銷售,也沒有市場概念。開發費用,生產準備,建試驗室都需要大投資。一汽之所以落后,解放之所以落后,一是無錢,二是沒可能。

  考察期間,每周我們都要開會。有一次就在豐田會議室里開,李剛說,劉經傳,你來講講。我就講了這個問題。我說,到這里第5個月,我才開了這么一點竅。

  我記得日本社長給我們做報告,他就講,市場競爭非常激烈,產品必須不斷改進,不斷換型,才能活下去。然后他問劉守華,你們中國怎么樣?

  劉守華說,我們沒問題。

  日本社長說,我實在羨慕中國,在中國當社長不用愁,你是鐵飯碗,沒有市場。

  我舉例講了這件事情,大家都認為很有道理。后來解放換型,技術方面我做了些對比參考。一是車身設計,日野車頭可以翻開,便于保養。我認為可以用于解放牌換型。

  二是發動機。日本都用柴油機,國內都用汽油機??疾烨?,設計處就確定目標,要選擇用柴油機。結果看中了三菱6D14,功率尺寸各方面都符合解放換型車,當場就確定要把這套技術移植過來。

  三是離合器。確定用英國離合器,我到英國也和離合器有關。這些都準備用來CA140換型用,后來變成CA141項目。

  回一汽后,讓我們在全廠做報告。我就講,一汽解放不換型,主要原因是沒有市場經濟,沒有市場競爭。而計劃經濟的統購包銷和統收統支政策使換型一無必要,二無可能。只有一個人有反應。誰?江澤民。會后他找我,他說,你這內容很好,我們都沒想到。當時中國還沒有市場經濟概念,但已有市場經濟苗頭。

  回來后,我跟劉守華建議,我說,日本設計機構機制跟我們完全不同,它叫主查制,沒有總設計師,也沒有設計處。每個市場總廠設定一位主查,總廠設主查室,這個主查就管車型。

  打個比方,解放有個解放主查,解放主查要以用戶為主,市場上解放有什么需求,有什么改進,有什么缺陷,銷售部門收集反饋匯總,根據市場反饋來改進產品和換型,主查就管這個事情。

  主查代表總廠管理,所以資金、生產準備,包括產品,他都要管。一旦他確定,董事會通過后,主要工作就是開發產品。什么時候出產品,改進項目什么時候完成,換型是什么時間,用什么技術,什么時候生產準備等,都在規劃表里統籌好。這就是以市場為目標。

  我建議了很多次,都沒成功。后來汽研所和設計處合并,以加強換型的產品開發力量,我擔任新汽研所所長。之后,我調任一汽總廠副總工程師,耿昭杰接我的班。再后來,耿昭杰調任一汽廠長,第一大任務就是解放牌換型。

  惟一的遺憾

  1982年解放汽車聯營公司成立,總經理是謝云,總經濟師是葛寶璇,我是總工程師。當時遼寧省、黑龍江省、山東省等都有解放聯營公司汽車廠。聯營公司要做解放系列產品,比如丹東搞了個機械騾,戰爭能用,運輸也能用。由丹東一個小廠試制,設計處派人到那里做設計,將來投產,算解放系列產品。

  解放聯營公司以一汽為核心,一汽配套廠也做了些貢獻。后來因體制改革,解放聯營公司撤銷。一汽成立集團公司后,韓玉麟擔任總工程師,我擔任常務董事,分工負責引進項目、AP離合器、輕型車及發動機方面的技術工作,后來又分工組織轎車國產化和載重車改進的配套產品工作。

  一汽一直想摘掉30年一貫制這個帽子。李剛擔任廠長期間,由他帶隊到北京各部委去游說,希望上面支持解放牌換型。我們說,不花國家的錢,就用一汽節省下來的7000萬元,作為換型資金。國家當時要支持建設二汽,不同意一汽換型。

  有一次,我們到中南海向薄一波做匯報,薄當時是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。我們在北京待了兩個49天,用幻燈片播放CA141結構,這個結構是我畫的。當時國內幻燈機不多,這是日本送給中國代表團的禮物。

  那時候做了好多幻燈片,先在旅館里做好。匯報當天,中南海會議室電線接頭是兩個爪子那種,接頭對不上。我急中生智,用解放公司的小刀紀念品,上面有用作改錐的螺絲刀。我用螺絲刀把幻燈機接頭拆下來,換上能插進去的接頭。

  結果剛換完,薄一波就出現了。我們給他做完匯報,最后同意我們用一汽積累的資金做換型。

  耿昭杰接班后,一汽用這筆錢,再加上國家撥款,開始做解放換型。大年初一,耿昭杰帶著大家在一號門開萬人動員大會,一汽要背水一戰,破釜沉舟,搞解放牌換型。這次會議當時很有名,這是一汽第二次創業的標志。

  解放牌換型過程中,跟我相關的有幾個地方。比如考察的日本柴油機,我們拆散后進行測繪,柴油機技術雖然不是太先進,但產品性能好。做設計時,我把連桿中心線做了移動,缸徑位置稍微做了變化,改變了發動機排量。做試驗時,性能都能達到原來產品指標。

  這就是解放換型的柴油機。一汽原來只做汽油機,柴油機做不了。我就跟當時的一個副廠長到解放聯營公司做推介,后來讓無錫柴油機廠和大連柴油機廠生產,產品名為6110。

  還有翻轉駕駛室和離合器。離合器由東光無線電廠做,當時叫228廠,是個軍工廠。它設備不錯,但是沒生意,就想找一個產品。我在英國考察過離合器,是膜片式單片離合器,技術不算太先進,但具有世界水平。東光無線電廠后來也為CA141配套。

  CA141投產后,質量出現很多問題,特別是發動機問題比較突出。配套產品也有很多問題,我分管配套工作。為穩定質量,一汽做了做大量攻關工作。

  1985年我退休,當年65歲。我這一輩子都在做解放,對解放很有感情,但最后就留下個遺憾。就是前面提到的產品機制,應該學日本主查制。

  一汽換型時全廠就一個產品,確實不太需要主查。后來實行多品種,就應該推行主查制,把市場跟生產,跟產品連成一條線,效率會很高。

  這個事我推了很多年,總廠領導從劉守華、耿昭杰、竺延風到徐建一,我退休后,每年跟集團領導見一次,每次我都提。但都沒有實行,非常遺憾。直到38年后,一汽才推行這種方式,但也不夠徹底。

  一汽精神應當發揚光大。一汽人來自五湖四海,從來不排外,這是一汽的優良傳統??偨Y一汽精神,我認為有以下幾條:一是誓奪第一,勇創新業;二是群情激昂,艱巨奮戰;三是博采眾長,自主發展;四是科技領先,勤奮學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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